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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滚越大——这是必然的。谣言形态怪诞，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总需要有新的谣言去回答这些问题；新的回答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必须继续制造谣言。就这样，一层层，一圈圈，雪球膨胀了，一个谣言牵出了几倍、几十倍的谣言，轰轰隆隆地滚过来。这样的谣言如果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然更会飞驰九州，气势非凡；

越滚越圆——凡谣言总会露出破绽，那就需要七手八脚地来弥补，弥补处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时间一长，一个简陋的谣言变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连起承转合都很有法度，极具阅读快感；

越滚越险——不管谣言起因如何，一般的传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递送，而民间最通俗的方法则是从道德品质上下功夫，结果，多数谣言传到最后都成了严重的人格伤害，以至广大读者反而对被害者产生了道德义愤，终于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口。

如果说，这样的雪球滚动也算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实在太残酷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一般的谣传大多包含着或多或少艳羡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无稽的故事、鄙视的口气在数落被谣传者的时候，也挟带着某种趋近情态，甚至某种爱意。爱他的权位、名声或外貌，爱得既隐秘又执著。完全参破红尘的无欲之人很难进入谣传系统，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爱的一切自己无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轨迹运行，于是也就产生恨。谣传，就是爱情之间的徘徊物。能契合人们这种爱恨需要的谣言，就传得起来。

把这种似爱似恨的情绪扩而大之，我们可以看到，谣传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参与上的欲求和不满足，是人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一种变态方式。谣传中没有中立者和旁观者，只要竖耳谛听、张口传递，自身的态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谣传也就是一群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发言，一切关注社会思潮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

与现在流行的商品传销相比，谣言的传播不需要考虑作为过程起点的成本和作为过程终点的消费，一个传谣者只顾完成自己的爱情表达而不必顾及来龙和去脉。他是谣传群体的一员却无须依赖谣传群体，因此在被动的表象下有独立的主动性；与商品传销员无法改变商品不同，他还可以在自己的环节上适度改变谣言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参与也很能表现出他的内心爱恨，暴露出他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一个谣言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发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选择了。

被真实包装的谣言很具有蛊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件事情的验证从来就不会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样调查”，而且大家也不讲究“抽样”的主动权，只要稍露真相，“抽样”也即完成。因此，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厉害，它不仅容易招来信赖，而且很难遭到辩驳。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批斥谣言的最激烈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谣言的半真半假状态。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谣言被终于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参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只有一个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人格。另一种配方正恰相反，一个相当纯粹的谎言中居然也有了一点拐弯抹角的“真实”。

世上的谎言，究竟有多少能破？

据我的生活经验，至多只有三成。在这三成中，又有二成是以新的谎言“破”了旧的谎言。

因此，真正恢复真相的，只有一成。

有此一成，还需要种种常规条件。例如，正巧制造了这个谎言的人智商太低，正巧人证、物证不小心暴露出来了，正巧遇到了一个善于分析又仗义执言的人，正巧赶上了某个“平反”时机……

“谎言不攻自破”的天真说法，虽然安慰了无数受屈的人，却更多地帮助了大量造谣的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没有“自破”的就不是谎言，造谣者反而成了揭穿真相的人。

大到国家之间，小到邻里之间，人类是没有能力破除多数谎言的。

那该怎么办呢？

一、即便是各说各的，也要坚持自己所见到的真相。对于关及人权、人道的大事件，更要如此坚持，不可人云亦云；

二、不传播未经自己严格考证的流言；

三、对于大量不知真相的纠纷，不再陷入“追求真相”的泥淖，只以善和爱来化解。

人们为什么很难破除谎言？这是因为，除非事情严重到求诸司法，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具备调查取证、缜密、分析、层层追疑的条件和能力，不存在证人对质、多方抗辩、公正裁判的批判和权力。更麻烦的是，受到谎言伤害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根本不可能以自辩取得公信，而传播谎言的人总是迅速膨胀却没有一个允许谎言破碎，因此成了一批浩浩荡荡的圆谎者、补谎者、护谎者。

在这种情况下，谎言的破除纯属偶然，而谎言的延续则是必然。

谎言的最恶毒处，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所包含的“免碎结构”：被它攻击的那个人虽然最知真相、最想辟谣，却失去了辟谣的身份。

因此，以谎言的剑戟伤人，完全可以不在乎直接抵抗，而四周的援军又总在迟疑。

谎言即便把自己的能量降到最低，也总有一半人将信将疑。

谎言遇不到强有力的辟谣，也就自动“转正”，就像政府机构里有些文书未被驳回就算自动生效。在我们的历史认知上，这种被“转正”而自动生效的谎言，占了多大的比例？

谎言、谣言就像一批神出鬼没的偷袭匪贼，而受到它们袭击的君子却像一座不设防的城池。它们在哪里动手，完全不得而知，因此也难于防守。一个个君子对谎言的袭击都狼狈不堪，就是这个道理。

“他在读中学时就在勾搭班里最漂亮的女生了！”这么一句无伤大雅的谣言你能辩驳么？很难。因为你必须回到几十年前，而几十年前的一切记忆都已模糊，更无法把模糊的记忆当作辩驳的证据；你还必须回想中学时班级里最漂亮的女生是谁，而小孩子对于漂亮的判断又与成人大不一样；即便想起谁了，你还要拿捏“勾搭”这两个字的含义……

连最小的谣言都无法申辩，更遑论更大的真伪。

在破除谣言的事情上，人们总是对“证据”和“证人”保持着过高的信心。

其实谁都知道，绝大多数谣言遇不到不利的证据。有时出现了孤证，或未经阐释的片断证据，拿来判断真伪，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至于证人，更不可信。他们一般不可能在多少年前真正关注过谣言中所传播的内容；万一关注了，也极有可能发生观察和判断的错误；即便没有发生错误，也未必有站出来辟谣的勇气……

因此，造谣者总是视这些“证据”、“证人”为无物，所向披靡。

在“文革”灾难中，我父亲被几句谣言蒙冤十余年，全家受尽侮辱，却无以声辩。父亲所写的申诉书多达几十万言，尽成一堆废纸。最后“平反”，也不是因为辟了谣，而是下达了全部平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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