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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在围观那些诗词的时候，不管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如何请求前面的人们大声朗读那些诗词，无论我如何冲动地想为大家念上一段，但我在广场上却始终一声不出。我有个人们熟悉的面孔，人群中又一定混进了许多便衣，我害怕再招惹麻烦。

虽然我不是个斗士，但一连十多天，我的精神始终处在亢奋之中。一踏进铺着方砖的广场，我的呼吸顿时舒畅起来。广场上的人们，互不相识，但常常会心一笑，无比亲切。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彼此称呼了那么多年的“同志”，可唯在1976年清明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上，我才找到了“同志”的真正感觉。

可惜好景不常，“天安门事件”终于遭到了镇压。

不久，有人揭发了我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情，我又遭到问话。

那时播音组的负责人是白钢，他是位共产党员，一个很讲义气的汉子。自他从北京广播学院调到电视台后，与同事关系始终十分融洽。白钢奉命来问我“四五”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我知道他不过是阳奉阴违地应付上级而已，所以，先采取了“拖”的战术，企图不了了之。白钢也不再追问。

过了一段时间，白钢又来问起此事。我知道一定是上面又找他问话了。白钢绝不是个整人的人，所以我敢毫无顾忌地打听他究竟要向哪位领导回话。白钢竟对我交了底。据我平日的感觉，他得回话的那位老章，对待“四五”运动的态度，也一定是个阳奉阴违应付上级的人物。

白钢告诉我，我说什么都成，只要给他一个向上面的回话就行了。

位于南礼士路的中央电视台距天安门广场仅为大一路公共汽车的两三站之遥，“四五”期间，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没去过天安门的，大家都特别热衷悼念周总理，影射“四人帮”的诗词。

在那个说了实话就得倒霉的时代，我沉吟了半天才说：“电视台在西城，我家住东城，每天上下班我都得从天安门前经过，这能算去了天安门广场吗？谁揭发我在广场上照了相，让他来和我当面对质吧。”

其实，我那时住在北城，回家根本不必途经天安门广场，但我根本不为自己说了谎话而惭愧丝毫。

当时由“四人帮”把持的官方新闻机构，明文通知新闻工作者不许去天安门广场摄影、录像和拍摄新闻照片。为了给“四五”运动这样一个大事留下一点史料，我确实去天安门广场拍了照片，但我料定那位揭发我的人不敢和我当面对质。十年了，我再也不是“文革”初期那个人家一吓唬就实话实说、越说越给自己找麻烦的“现行反革命”了。我想，万一那位揭发人敢当面死咬我的话，我就搅局，反咬一口，而且，我还要把那个人的“叛徒”嘴脸广而告之，来个“你不仁我也不义”。

为了不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我想了想又推翻了开始的说法。我跟白钢商量：“要不，别那么回话了。你就告诉他们，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来没去过天安门，压根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我笑了，白钢也笑了。我不知道白钢是怎么替我向上面应付的，反正，这件事是不了了之了。

我实在没有料到，清明之后不到半年，“四人帮”竟然落到了那样一个大快人心的充满戏剧性的下场。仔细想想，当“四人帮”在中国已经混到了层层干部都对他们阳奉阴违的地步，他们想不被“粉碎”都难！

1976年清明节以后，我的嗓子终于发展成了神经性咽炎，连日常生活中说话都很困难了。

自1949年10月1日以来，年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群众庆祝游行，在“困难时期”被取消了，精简成了游园庆祝活动。“文革”中延续了“游园”这一做法，只是根据政治需要，主会场中山公园音乐堂里的参与者次次有所不同罢了。1976年的“五一”，会场中坐着的是清一色镇压了清明节“四五”运动的警察和工人民兵。

紧接着清明节而来的“五一”游园转播，“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向英勇的人民警察致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充斥了全部解说稿。

吕大渝：一个女播音员的苦与乐（3）

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稿件内容，是一个专业播音员的职业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个人感情和是非好恶与播音内容相去太远甚至背道而驰的话，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整个清明期间，我的喜怒哀乐和广场上的百姓一模一样。我是个人啊，怎么能做得到立刻掉转枪口去把矛头指向那些可爱的群众，违心地大喊大叫？我不愿意参加那次“五一”的

播音工作。

清明期间，劳累加兴奋，我声带的疾病已从水肿和充血，发展到了声带出血，大夫说必须绝对噤声了。于是，我手持大夫的疾病证明和噤声要求去找了主持工作的党支部书记，表示了无法参加“五一”播音工作的原因。因为播音员紧缺，我曾善意地表示，如果人员实在周转不开，我可以带病坚持日常的播音值班。

但是，在宣布“五一”转播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这是对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应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员果真紧缺到除我就再无他人的地步，我也无话可说。可事实绝非如此。

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当时播音组有三名播音员，在我声带出血的情况下，安排另外两位一男一女播音员参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党支部书记却安排了播音组里另一位女播音员去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其实，那个被安排坐在音乐堂里的人选，只要是个头脑清醒会说中国话的人就有能力担当，因为其任务简单到只是向转播车内的电视导播通报华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长抵达和离开会场的消息而已。

自从“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紧接着开始了追查所谓的“总理遗言”。其实，历经了近十年的“文革”，对那种把矛头明显地指向周总理的运动，几乎已经没有群众理睬了。就在宣布“五一”工作人员名单的大会上，播音组一位揭发亲兄弟传播了所谓“总理遗言”的同事，在那个“五一”，被奖励到音乐堂前排的“机要岗位”就坐，因此，我声带已经出血的事实，竟毫不在那位书记的考虑之列。

但凡有些专业常识的领导不会不懂得让一条已经出了血的声带还去大喊大叫，对一个播音员、演员或歌唱家事业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而那位书记又恰恰是从一个合唱团调到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不应该是外行。但在那个生理病态和心理逆反的状态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毁了自己的嗓子，还能怎么样呢？

那时，我每月只有50来块的工资，一到月底，所剩无几。4月30日录音前，我和白钢凑起兜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二两散装巧克力。尽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声带出血，可我还是指望那平日难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给自己长点底气。

我和白钢轮流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每当声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时候，我光想哭。为我播音员的职业感到深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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